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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里的东西方艺术对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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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余辉:


        科学家是最理解创造的,因而也最理解艺术家的创造,谢谢李教授对吴老艺术精湛的理解。下面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就这次的对话谈谈你的新观点。王文章研究员是多年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我想王先生会从理论的高度给予我们很多的提示。






      王文章




      《鲁迅故居百草园》




        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我的题目是:赤子之心的表达。故宫博物院收藏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意义深远。吴冠中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大师,他捐赠故宫博物院的《一九七四年・长江》、《石榴》和《江村》是他创作的精品,故宫的收藏,使它们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最高艺术水平的见证。故宫博物院从延续中华文化艺术发展长河的视野来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标志着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开端,并且是以收藏吴冠中先生的作品起始,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看吴先生的作品,鲜明地感受到形式之美、艺术之美。他作品形式的美感不是单纯的形式,是蕴涵了诗的意境和充沛的诗情的,看出他倾注了心血和感情。这不是外在的,是从生活中来的。他的每一幅作品几乎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都有艺术创新的元素。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气息,我们都能从他的画中感受到。吴先生在他的创作笔记中提出“风筝不断线”的艺术主张。多少年来,吴先生都努力保持着他同人民群众生活的联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看他的一幅幅作品,几乎都可以联想到他在山野、乡村和其他可能的生活空间写生的身影。他说,从生活中来的素材与感受,即便被作者抽象成了某一艺术形式,仍须有一线联系着作品与生活中的源头,也只有风筝不断线,才能把握住作品与观众的交流。吴先生说,艺术创作中那条联系人民感情的“千里姻缘”之线不能断,艺术作品不能失去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吴先生的作品所以清新,以艺术之美浸染我们,是因为其形式之美蕴涵的赤子之心也同时打动了我们。这种赤子之心的情感就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一种无私、刚正、奋进的情怀。记得1999年我当文化部艺术司司长的时候,曾请吴先生等几位艺术家、学者谈艺术教育问题。中午在饭堂吃饭,吴先生说到鲁迅思想对他的影响和鲁迅伟大人格的感召,动情地说:“鲁迅是我的精神父亲!”确实,我感到,在对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思想、人格的追求上,吴先生是把鲁迅先生作为榜样的。我们看吴先生画的《鲁迅故乡》、《鲁迅故居百草园》、《绍兴小景》、《绍兴早春》,都可以体会到水墨之间的浓郁的情感,饱蘸感情的笔墨可以牵住人的视线,使人在对画面的审视中产生联想。


        吴冠中先生的作品,呈现一种诗境、韵律之美,青春的气息、艺术创新的元素、时代的精神构成整体的艺术之美。这些是通过他入化境的对于点、线、块、面,黑、白、色彩的妙笔创造而呈现出来。吴先生说:“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的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无从考虑将呈现何种体态面貌。也许将被咒骂失去了笔墨,其实失去的只是笔墨的旧时形态,真正该反思的是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是否反映了新的时代风貌。”“脱离了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这些话,是吴先生在他那篇只有几百字的著名的《笔墨等于零》的文章中说的,这篇文章首发在1992年香港的《明报周刊》,引起美术界十年的论争。后来“笔墨等于零”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文章批判否定中国画笔墨传统的标靶。这些文章并没有关照吴先生文字的全面表达,有的批评文章的作者甚至没有见过吴先生文章的全文。1997年我在中国文化报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11月初,《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叶荷将这篇文章送给我,说吴先生让我看看这篇文章可不可以在《中国文化报》发表。这篇文章此前只在香港发表过,内地没有发表,一些人并没有看到,引起一些误解。因为文字很短,我当时即读了一遍,感到写得很真切,言简意赅,没有问题,便安排叶荷同志尽快将这篇文章发表。我同意吴先生的艺术主张,如果创作只是停留于形式本身,不赋予其时代的精神,不赋予其艺术家的感情和思考,作品是难有价值的。在吴先生的绘画中,很少见到时代的标志物,但他的作品只有他这个时代的画家才能画得出来,而他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风貌。


        2005年4月,法兰西学院艺术研究院终身秘书长阿尔诺・杜德里夫应邀访问我院,他提出希望我联系一下吴冠中先生与之见面。他说,吴冠中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研究院院士,就是他电话通知的,希望这次在北京拜访吴先生。后来,他们两位在我的办公室见面,当时吴先生身体不太好,原拟礼节性见面15分钟,两人谈得来了兴致,吴先生谈由工科而改学艺术的缘起,以及留法的记忆,谈艺术主张……谈了近一个小时,言犹未尽。吴先生走后,阿尔诺先生评价这位86岁的老人是一位质朴的、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从谈话中看出他的坚定和坚强。确实,吴冠中先生是中国当代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和他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都会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长河里生辉。


        主持人余辉:


        五位学者已经进行深入的对话了,我想用抛金引玉这样的话,请诸位就刚才五位学者的发言,在更多的层面上进行探讨。杨新先生是我院的前业务副院长,经历了我院的许多文物收藏工作,我听说他对故宫该不该收藏当代艺术品早有独到的见解,有请。






      座谈会现场




      《竹林与水田》




        杨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博物院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是一座皇宫,其藏品都是以往皇帝所搜集的,与当代艺术品没有关系。所以吴冠中先生的现代水墨与油画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备受社会各界所关注,赞同与反对者都有。故宫博物院应不应该收藏现代水墨画与油画就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历代以来,宫廷是中国文化艺术品的最大藏家,不遗余力地搜罗汇集其前代的书画遗存,而且对当朝艺术家作品也同样重视。当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后,率先收藏油画作品的也是宫廷,同时并接纳了西方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康熙年间的油画屏风,以及郎世宁的油画肖像等作品。当时油画传到中国,被士大夫认为是工匠画,并不纳入自己的收藏范围,倒是宫廷起了带头作用。故宫博物院继承了以往的宫廷收藏,与此同时,也要不要继承宫廷收藏的理念呢?我想其中的合理部分如重视古人也关注同代,是应当继承的。吴先生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他的水墨画和油画入藏故宫博物院,是无可非议的。


        吴先生的作品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说了一句“笔墨等于零”的话。中国画自汉魏六朝以来,就非常讲究用笔用墨,元明以降,则更为强调,舍其笔墨则等同否定中国画。所以吴先生此言一出,即成轩然大波。其实这句话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从维护传统的观念讲,自宋代苏东坡等人就大力提倡绘画创作应“得意忘形”。绘画欣赏的最高境界是使人物我两忘。形既能忘,遑论笔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笔墨等于零”是能进得通的。实际上吴先生的水墨画作品,也是用笔用墨的,特别是他的墨用得特别好,概括洗练,给人以强烈印象。中国画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特别强调“意”。1984年我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过一次演讲,专门谈中国画的“意”。从画家对自然的观察来说,是感受,谓“得意”。从画家的描绘来说,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而是通过概括取舍,是“写意”。作品呈现在观者面前,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会意”。“意”是连接自然、画家和观众的纽带。吴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写江南水乡之景,还是画园林花草树木,都重在“意”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应从积极的方面去解读他的画作和他的画论。


        主持人余辉:


        袁先生和吴先生是患难之交,几十年共同的艺术创作,你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袁运甫




      《向日葵》




        袁运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吴先生是我的老师。在中国,吴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我们来说是牵动很深情感的。因为他数以千计的作品、数以百万字以上的艺术劳动量,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次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个隆重的展出方式,我觉得这对吴先生的艺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和肯定。吴先生对美术界的影响非常重大,因为他上百张作品无偿捐献给各个单位和文化团体,而且都是把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作品拿出来,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的这个行动对我们绘画界有着重大意义。在当代中国的美术界,他是我们大家的领军人物,不仅是他的艺术,他的思想,他的为人,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头革命派所能做到的。


        故宫博物院举办这个展览,我觉得也是中国博物馆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创举,展览形式的庄重充分发挥了艺术的魅力。从古至今把历史长河中好的作品展出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了故宫它的价值,它的存在且在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还有着非常大的魅力和发展的余地。我相信故宫对现代绘画、现代艺术的发展还蕴藏着无穷的收藏力量。要注意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国家艺术博物馆,我们有国家博物馆,不是国家艺术博物馆。所以,故宫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头是从吴先生开始的,它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我相信在座很多画家都愿意跟在吴先生后面来为此而努力,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点是有强大的号召力。特别是郑院长多次讲到的对艺术高度重视,我相信我们在美术界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跟随在吴先生后面,把故宫博物院关于现代艺术的展览计划、规模落实好,这样我们就起到一个非常好带头的作用。我觉得这件事情开了一个好头,还有漫长的路在后面,这种展览在艺术上本身就是最高水平的,再加上这样好的展示方式,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创举。它把保护提到实用价值,把这两个本来有矛盾的东西,变成了一体最佳的方式,从这一点看吴先生的展览,我内心很激动,因为他的作品也是各种因素造就的一种最佳状态。


        另外,吴先生的展览是油画和中国画同时展出。我们老一辈艺术家,包括林风眠先生、徐悲鸿先生,他们都是东、西方这两种艺术熔为一体的形式,创造了中国当代最新的一条艺术道路。吴先生做得极为成功,这种艺术的成就,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说做就能办到的,因为牵涉到我们的培养方式,我们艺术教育本身,我们的知识结构容量,这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提出一个问号,我们当代艺术教育的自身结构,是不是更好地能够促使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是我们完全是从传统到传统,从外部到外部,这个道路也是吴先生给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吴先生是用几千张作品这样的知识结构才成就今天的艺术高度。从改革开放以后,吴先生走了很多地方,从来没有闲过,在他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他还是坚持出去写生,这点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做到这种坚持的精神。所以我总有一种感受,作为吴先生的学生辈的体会最深,常常都是学生不如老师。不仅是画的本身,投入的劳动,这种敬业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不求自己名利,对虚名的东西毫不在乎,这种投入的精神都不如。吴先生永远是我们了不起的一个榜样。


        常常看见吴先生的画很激动,他人生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非常清淡,非常不在乎,完全不计较,总是坦然处之。我们今天看吴先生画这么轻松,非常享受,那种美感,画的辛苦劲,我觉得一般人都不可想象的。我常常说他洗画笔洗得非常干净,用旧报纸包得很严实,第二天像新画笔一样,一般画油画的人不太愿意把最后的时间浪费在这儿,吴先生每次都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必说了,吴先生吃的苦,现在都不愿意再去回忆,我曾经问过吴先生,你画得那么好的水乡,那种魅力,那种审美精神,那种美感,吴先生说那是我感情的寄托,不仅是美,是享受,我也有一种同情,有我一种情感,那种环境,那种风景我爱看,是情感的联系,这种情感的热度到时候会产生出艺术的火花,不一定是炙热的火花,有时候有一种同情,一种悲鸣的心情,这种情感的细腻,与人生的过程不一样,所以非常丰富地刻画自己的艺术作品,包涵着他的思考、他的思想、他的投入。刚才吴先生发言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容易画抽象画、具象画,但对形体本身的认识,他是从情感来谈艺术,所以他充满了内涵,充满了思想,真正有思想深度。这种艺术为什么耐看,常常停留在那儿,不断地走来欣赏它,哪怕一块岩石,也要分析那块岩石的成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层的艺术家,有时候并不主张在画里提很多事,但毕竟要把思想要讲出来,有时候写一句话在自己的画面里,可以想象,那是完全寄予自己内心的表白。他讲情,讲诗,讲内涵,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艺术,艺术的存在就很空洞,我觉得这一点要学到是很难的。牵涉到对作品的认识。吴先生说他到法国,他最喜欢是尤特里洛的油画,作品里面深层颜色有情感的寄托,和他自己初次到国外的情感容易联系起来,这是很有道理,任何时候总是谈情,谈诗,谈内涵,它把深度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间,所以很多人看到他的《双燕》都觉得特别有共鸣,这是生活中经常有的。他画的《向日葵》是用黑颜色来画的,和梵高画不一样,这种深层的古色,深秋的那种古色,他用浓密的颜色,用刀子刻出来的线,那种深秋的感觉是很有情感的,不是光追求一个沉甸甸的丰富色彩,不仅如此,有劳动的情感寄托,生活的喜悦,发自内心的那种等待,那种感觉在他的作品中间,所以以情动人,这是很难做到的,这点要学是很难很难的。


        他所谈的笔墨问题也是一样的。都要表现对象,你要表现思想,没有表现对象,你的笔墨是等于零,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没有和表现目的结合起来,光成天练笔练工夫没有用,要有表现,有情感的寄托,你才能够有画、有物、有情,才能有力量,最后,这个艺术才能谈得上打动人,我认为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每次下去,小孩叫“山上打老虎”那首民谣,吴先生每次都上山打老虎,能不能打到老虎很难说,他就抓到这一点必须要表现。我们有一次到无锡太湖,那时候有黄永玉,还有赵大明先生等人,已经傍晚,我们要回去了,他还要在太湖边看鸭子,鸭子翅膀打起来水珠溅得很高,已经很晚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下去画,把那个画完,很晚才回来。后来画的很多鸭子在水边都是在太湖旁边画的。借今天这个机会我表达我的态度,我觉得故宫博物院这个做法非常好,我应该动员更多的艺术家来,对故宫决定表示行动的支持。






      《一九七四年·长江》局部




      《一九七四年·长江》局部




        张晓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我的题目是: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代言人。上个世纪80年代看吴先生关于形式美的文章很受启发,这些文章的价值在于它有很强的纠偏作用,修正了当时美术界过重于政治功利的毛病。吴先生有着艺术家的率真与童心,即便在六七十年代,他也特别注重视觉艺术的审美性,这是我看了新发现的《一九七四年・长江》的感受。受大钧兄之约,我为这件重见天日的作品写了一篇短文,在文中我强调了吴先生的独特贡献,那就是在红色年代所表达出来的画面的形式美和自由的写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抒情性。当然,我对吴先生还缺乏研究,以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价值,还需要时日。


        今天有幸和吴先生对话,我想说一个观点,一直有人认为中国人比较保守,中国文化之所以延续五千余年而未断线,就是因为保守和地理上的优势,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中国的国家概念虽然形成较早,但也是最早进行陆地和海上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国家,正因为如此,秦汉以后,所谓正宗的汉族文化逐渐演变成了杂交文化,正是这种杂交性,才使得中国文化世代绵延,不绝如缕。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保守。试问,在他们的文化中,究竟吸收了多少中国和东方的东西?可以说少之又少。中国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并未丧失自己,反而养育出自己新的、独特的品质。比如写意性,实际中国在两宋以前已有几千年的写实传统,正是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传统,才衍生、变化出文人的写意性来。中国文化的经典性就在于它走出去是为了自身的创造。马尔克斯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原点。近现代以来,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走出去,才产生了我们中国现代的文化。吴先生一生的选择也是很经典的,他在西方受过严格的写实主义训练,又秉承了中国文人的写实传统,在融和中发挥的创造性,形成了他独有的吴氏画风和艺术思想。可以说,吴先生是融创中西,自成一家的范本。他的成功,符合中国文化演化、推进的基本规律。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上沉默的时间太长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吴先生通过自己几十年的努力,把中国当代的写意性艺术样式推向了世界,让世界认识到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价值,这个贡献是巨大的,也具有启示性意义。希望在中国艺术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像吴先生这样的文化代言人。简单说这些,谢谢!


        罗尔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觉得吴冠中先生这次捐赠义举和“紫禁城里的东西方艺术对话”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吴先生的艺术作品是中西方艺术完美的结合。在60年代,吴冠中先生就重视艺术教育,他当时提出的一句话就是提醒年轻的教员,你们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应该教艺术。我的思想,我在那个时候是只看中技术,后来为什么开始注意艺术,吴先生这句话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是我想谈的。这次故宫博物院收藏吴冠中先生《一九七四年・长江》等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历代最具代表性画家的作品,博物馆收藏了,在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就是很重要的收藏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新目标是非常好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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