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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运甫]吴冠中艺术的中国心、民族文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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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吴先生在座,我特别激动。这个展览本身在当代中国、在文艺界,特别是在我们美术界将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吴先生总是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老百姓,使大家都能得到艺术享受。吴先生经常说艺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审美教育,要净化心灵。他常常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在文化界中做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惜用极大的精力在每一个艺术实践的时刻,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来完成他的每一个作业。我觉得他一辈子、一生是如此。


        我曾多次跟随吴先生下乡、下场,以及到部队农场锻炼。我们也享受了很多的欢乐,我们有流泪,我们也吃苦,这个回忆和他的艺术的那种浓度,艺术本身的魅力,一种情感的力量,他经营每一张作品认真的态度,我觉得是少见的。所以在我心目中,很崇敬吴冠中老师。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想讲一讲我怎么理解吴先生这些作品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打动人?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看了这个展览,我极为兴奋,很震动,一个午门城楼变成这么好的展厅,而且又是这么好的展览,和这个传统文化的建筑非常配合,这是一个绝对绝妙的一件大的作品!在故宫博物院里,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了这一部分建筑艺术的精心之作,我想到故宫就有了双重收获:既有对历史的认识,又有对现代文化的那种力量和感受,这种感受。真正体现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自己懂得我们的艺术怎么去进入社会,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视觉。吴先生把最好的作品,一百多幅作品捐献给各个单位,为什么?他以自己辛勤的艺术使每个人得到满足,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提倡、敬仰、学习。


        面对吴先生捐赠故宫博物院的《一九七四年・长江》,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情境。我们随吴先生和吴作人、李可染、黄永玉等先生从北京出发,从上海沿长江而上,花了一百多天的时间,经过十多个城市和村镇沿途写生,四个人里面最辛苦的是吴先生,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和记忆和他的一些速写,成就了这张《一九七四年・长江》。他的情感太投入了,所以他的作品每一个部分,都有极妙的极完美的表现。当然,我们一百天以后要回来,通知我们当天晚上一下火车就去北京饭店。我记得我和吴先生两个人到北京饭店的时候,来了13个人,中央文革美术组要检查我们所有的画,因为是在批“黑画”的前夕,那是非常紧张的。中央文革美术组看完了画以后,就宣布长江万里创作组解散,你们回去参加革命,这件事情结束了,枪毙了。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间,极为辛苦的吴先生对每一环节都不放松,尤其是油画颜料。我们在北京饭店创作时,用松节油泡了很多颜料,来研究色彩和油质在被太阳暴晒情况下的变化。1973年,我们得到了美国等几个不同国家生产的丙烯颜料、无光油画颜料。当时抱着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油画没有反光,对壁画来说,会和建筑配合得更好。我们在天津颜料厂和工艺师研究油画怎么使它产生无光效果,这是吴先生非常追求的一点,他们共同实验,希望生产出无光油画的材料。我们听说当时一位智利画家为世界和平委员会作壁画使用了无光颜料。后来,我们得知这个画家到北京来了,吴先生说我们和他一起开座谈会,听取他对颜料的要求和制作上怎么产生无光效果。我们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座谈会,又把天津颜料厂的师傅请到北京饭店,一起共同研究材料。在这里我体会到吴先生在油画创作过程中,对材料的研究,对最后的艺术效果,考虑得何等细致。作为一个艺术家,不是说我买了现成的工具就可以了,要研究最佳效果,要搞绘画材料科学的成分研究。我们在天津颜料厂经过很多次的实验,终于证明我们自己能够生产丙烯材料,而且质量不断改进。正是在吴先生的倡议和亲自参与下,天津颜料厂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批量生产油画颜料的工厂。此后,上海颜料厂也成功地生产出丙烯颜料了。



        我体会,作为一个油画家或者一个国画家,吴先生在每一个部分都是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他达到最佳的效果。为什么我常说吴先生最辛苦,每次在外面画画,我们都去吃饭了,吴先生的笔都没有擦完,他每一次都把油画笔洗得非常干净,用报纸包起来,第二天像新的油画笔一样。他常常作油画写生,每次都是很晚回来,非常辛苦地对待每一个作品。甚至于我们在遇到交通工具很挤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坐的位置让给他的作品坐,他站在旁边守护他的作品—劳动成果,他的那种投入和认真的精神,我是深深感动了。但沿途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苏州郊区的光福寺画画,大家拿笔画白描,吴先生还没有动笔,他转来转去,两个手撑着腰,不停地转,他为什么要转?他要研究哪一个角度、哪一棵树的造型最符合他对这个东西的追求,因为经过上千年风风雨雨,它们好几次被雷打电击,已经不像一棵树了,这种情况下它的生命力极强,劈开的柏树已经倒在地上了,又从地上升起了,新芽又起来了,又变成很健康的一棵树,这四棵分别名为“清”、“奇”、“古”、“怪”的大树被很多人画过,但吴先生仍旧找到了自己的角度。后来吴先生在北京饭店画的一张大型的彩墨画,有几十米长,就来自于当时的体验。


        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山打老虎。”我知道我今天打老虎还是打兔子回来了,要到生活里寻求自己理想的那种最具有引诱自己创作的欲望,他在寻找,他到每一个地方都要转好几圈,不是坐下来就画,而是寻找最能够打动他心灵深处的东西,首先抓住他极力表现其精神状态的形象。我觉得他的画为什么打动人,几块岩石,几个山头,甚至几块云,几棵树都表现得最能打动人,不是说看着就画,不动思想就可以画一张画,就完成任务了。吴先生从来不这样。没有他想画的他不动笔,他想画的他非画不可。这很值得学习。



        吴先生常常讲我什么事情都参与了,我画了这么多作品,但是我有一种遗憾,我还没有很好地教书,还没有这种机会培养我最理想的学生。这个我能够体会到,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厢情愿,一个班级,一批学生,确实非常优秀,才能带动老师创作的冲动,这种事情非常重要。我问清华的党委书记,你们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教学的水平能够上去,他说没有别的办法,清华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的学生质量要提高,学生质量提高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有对话的可能,有比较高层次对话的可能,因此我们要下很大的工夫寻找好学生的生源。吴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们现在教学的状态,很多地方是很浪费的,怎么使我们最好的老师,能够教授最好的学生,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不浪费,这是吴先生追求的一点。


        吴先生年轻时给吴大羽先生写的那个信我也很关心。刚才郑部长讲了,确实也很感动人。我想那时候吴先生才二十多岁,给老师写的这封信。吴大羽先生怕文化大革命抄家抄掉,还给他了。他又叫他女儿把这个原信复印给吴先生寄一份。意思就是说我真正的艺术、我的创作不在国外,是在中国,在故乡,在我的心上。我觉得很感动,在我的心上、在原野!这是我如实的感觉,吴先生讲得一点没错,那时候二十多岁。


        我前几年陪吴先生去他老家──宜兴,是一个农村,因为我们是看宜兴陶瓷工厂,与吴先生老家靠得很近。我以为吴先生的老家肯定很像样的,到了才发现完完全全是农家,是非常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堂屋右边都是猪圈,猪圈后面有一个小门,后院是养鸡场,菜园,当时吴先生一点没有说猪圈、养鸡场有那种味道,或者感到农村的环境使他不光彩,他拿起大扫帚扫起地上的鸡粪,他很高兴,他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一种自豪,我觉得这是很感动人的事情。吴先生觉得他一辈子的努力,得到今天的艺术成就,就是吴先生讲“要群众点头、专家鼓掌”,他的作品大家都能欣赏,他觉得是这样一个农家培养了一个大画家。这是中国艺术出了一个金凤凰,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所有这些,他确实使我们非常敬重,我觉得源于吴先生的伟大,源于其人格的魅力。我们在下面与好多人谈起,吴先生从来没有说我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觉得不好意思,还非常高兴地带我们去,当时还有一个党委书记也去了,这也是他的一种人格精神,人格魅力。他对艺术的追求,能够投入,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对待艺术作品也是这样,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自己的画来坐,自己站在旁边。这个可以想象,没有这种对待艺术的纯真精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今天他有油画五百多幅,中国画包括水彩加起来有一千多幅,将近两千幅作品。而今天我们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四年在学校学习,再加上硕士生,博士生他能够完成多少张作品?很可怜,不要说两千幅作品,能够有二十幅作品带回家就算不错,所以说这个劳动强度和投入的精神,这个差距太大了。

        吴先生这么一个伟大的画家,这么多作品在午门城楼上隆重展出,成就令很多人羡慕,但这与吴先生的巨大的精神投入,完全成正比的,绝对不可能从天上掉下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这种人格力量、他的魅力,包括他在最困难时期发表的演说,对艺术的见解,谁敢说形式大于内容?吴先生说:“我们经济好转了,文盲在减少,美盲在增加。”这是真的,而且这种情况会妨碍我们更健康的发展,所以吴先生也很心急,这种着急,也是一种责任,社会责任感使他觉得自己需要呼吁、呐喊,用行动来表率、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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