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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中:我身体里流着热爱艺术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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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中,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于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等处举办个展,已出版画集、文论集、散文集70余种。1991年,获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1993年,获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3月,入选为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2006年夏的一天,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前往吴冠中家中商谈吴冠中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绘画作品的相关事宜。原本,吴冠中将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画作两幅。李文儒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当天,他与吴冠中谈起鲁迅,鲁迅的为人与精神。吴冠中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两人相谈甚欢,当即,吴冠中决定再捐赠一幅画作给故宫博物院。性情中人的品性,可见一斑。8月17日,吴冠中的油画长卷《一九七四年·长江》和水墨作品《江村》《石榴》共三幅画作由他的长子吴可雨交至故宫博物院,完成了捐赠。这三幅画作与这次捐赠再次引起了世人对吴冠中的关注。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父母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甚高。他也不负期望,考入了浙江大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以后的职业有保障,不必担心生存问题。那一年,他17岁。刚刚读完一年书,暑假军训时他跟着同一个连队的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预科就读的朱德群参观了艺专。从此他爱上了绘画。不顾父母的反对,他退学改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他入校学习时,遇到了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刘开渠等良师。那时,中西结合是学校的教书方向,吴冠中受益匪浅。他酷爱读鲁迅的作品,对国人的自满陋习心有不满,继承传统从某种角度对他来说是打破传统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去法国学习西方绘画是他的心愿,为此,艺专毕业后在重庆任助教的四年内他一直学习法文。1946年,他考上了去法国留学的公费留学生,1947年于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师从法兰西院士苏弗尔皮教授。学业结束后,他面临着去留的问题。是继续留在法国,还是返回祖国?原本,到巴黎前,他是打算不回国的,美术的发展之路无疑在法国更为顺畅。思考良久后,他决定返回祖国。在回忆录中,他写道:“看了那么多当代画,未被征服,感到自己怀着胎,可能是异样的中、西结合之胎,但这胎十个月是远远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产。我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现代艺术作品中,但我的父老乡亲同胞们都不了解这些艺术,我自己日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与祖国人民绝缘吗?”怀乡之情使他回国,同时,也是想在故乡的土壤中结出自己的艺术之果。他有一个艺术理论——“风筝不掉线”。他以为创造是风筝,而风筝应该不掉线,那根线就是与艺术家生活土壤密切相关的艺术家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从这点上说,只有回到祖国,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绘画艺术都不会掉线。


        1950年回国后,吴冠中一直从事教学与绘画创作,经历了文革的艰难,他从人体画转向了风景画为主导的创作。画的形式变了,但艺术探索不变,文革后,他陆续在内地、香港与海外举办大型画展,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如今,他87岁高龄,小个子,削瘦,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但谈起自己关注的话题时,却声音洪亮,时常有一些兴奋高亢的情绪喷涌而出,那种语调常常是大学里的艺术青年才有的。但他不肯承认自己心的年轻,他说他老了,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事了,比如互联网。在北京南城,他的房子是一个小四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一间画室与阿姨的房间。房子装修简朴。这房子的简朴与他的画作价值和社会地位甚不相符。曾有一个房地产老板跟吴冠中表示,愿意给他在大厦的顶层盖个四合院,顶层有阳光,适合作画。吴冠中拒绝了。他对那房地产老板说,那是年轻人的事了。做艺术的人,再老,内心都还是燃着青春的火。他的学生钟蜀珩曾这样描述:“吴先生是个感情绝对外向的人,强烈的爱总是燃烧着他的心,使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他的爱常常会超出血液对情感的负荷量,如若没有艺术来分担这些负荷,吴先生的一生要怎样度过是难以设想的。” 她称吴冠中身体里有“浓烈的血”,异常执著,假如没有艺术的话,他便无法承载“浓烈的血”。当记者问吴老,如果您不从事艺术的话,您的人生会怎么样呢?吴冠中说,不从事艺术,我可能是一个疯子,一个流氓了!随即哈哈大笑。


        他很勤奋,迄今为止,画了上千张的画,写了上百万字,还经常毁掉自己不喜欢的画作。隔一段时间,他挑出看不顺眼的画,那些他认为没有创造力的画拿去烧毁,有时自己不忍心,就让家人替他烧。此时,他的画在市场上价值不菲。毁掉的画作在画廊商人眼中无疑是很多金钱。而他只想守住自己的艺术标准。87岁,2006年作新画,他又开始尝试将中国字入画。2006年12月,他在清华大学举办了新作展。对于自己的创作,他说:“吃的是草,不一定挤出奶来,也许挤出了血,请观众们品尝!”


        执著应该是一种真实


        记者:您怎么看待执著?


        吴冠中:执著应该是一种真实。


        记者:当您选择从事艺术时,您想到的是一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从事艺术?


        吴冠中:这是一种强烈的爱情,与艺术之间的爱。


        记者:您怎么看待追求艺术过程中的奋斗?


        吴冠中:我的奋斗就是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体验强烈的爱情。爱情是神圣的。这种爱的力量很大。


        记者:追求之路上您所经历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吴冠中:我把艺术看成人类文化重要的哨兵,它对人类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相当神圣的一部分。但是,我从法国回国后,读到列宁说,“艺术是政治的螺丝钉”,我感到受到了重大的打击,难以接受,从此开始了无穷的苦难。但是,还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不过,在创作上,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有困难。怎么办呢?我想到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里是有情的,因此,我转到风景画的创作,用风景来表达我的艺术。因为风景画与社会的关系不那么明显,表现祖国之爱啊,母亲大地啊,画作比较好通过。那等于躲避在风景里了。


        记者:您转而画风景,是不是一种妥协?


        吴冠中:是。在文革中的这种转向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这种妥协是为了更好延伸艺术生命。文革后,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在艺术中追求“爱情”了。


        记者:您的画在市场上价值不菲,您怎么看待财富?


        吴冠中:我一辈子穷,对金钱没有感觉。人生短短几十年,人生主要是要创造,能够给人类历史留下创造性的东西,但这么做的人太少了。真正的财富是指那种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得下什么来的有创造性的人与相关事物。


        记者:曾经,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打电话跟您说,您的一幅画已经多少钱了。您当时说,这个钱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社会的心电图是不准确的!您一直强调:我是清晰的。在外在的名利与外界盛赞的包围中,您怎么保持自己的清晰?


        吴冠中: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准确的,有炒作的成分。这个社会的心电图是不准确的,我相信自己的心电图。保持清晰,就是要远离这些。我去卫生所打个针,小护士都知道你的画值多少钱,我不解释,解释不清楚,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很多老板也是这样,他们说你的画值多少钱了,其实我也没有拿到钱,真的拿到那么多钱了我也不稀罕。我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了,对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


        不能让传统束缚了我们的抱负


        记者:您说过,不要问传统在哪里,传统是一条血流成的河流,一个艺术工作者只需要处理自己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个具体怎么说?


        吴冠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这些是古代没有的,古代相对今天来说是狭隘的。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我们吸收的营养不一样了,我们创造的东西也应该不一样。所以不能跟传统来比,我们要超过传统才行。不要迷信传统。每个时代都是新的,要挖掘出自己身处时代的真实来,只有这样,时间才是往前进的,而不是倒退。


        记者:童年与乡土对您的艺术创造有什么影响?


        吴冠中:每个人都有童年,不管他的童年生活好不好,童年对他都会有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我这个人的乡土观念很淡薄,当然我回家乡也很高兴。人的交游多了,不一定总是要守住童年,等于一个人不一定总是要守住我们的传统。童年扩大来讲就是传统。我们的传统很伟大,5000年来我们一直为之很骄傲的,的确有很多好东西。同时,我们要反思传统,在传统里我们得到了很多启发,但是,我们的传统太旧,束缚了我们。我们说继承传统,但不能让传统束缚了我们的抱负。儿子不一定要像父亲。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起,达·芬奇、提香、拉斐尔等画家都画人体,到20世纪的毕加索、马蒂斯,500年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只是在人体绘画上变化,而是500年间的审美观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革命。对比一下,中国国画从古代到当代,基本手法与审美观几千年来变化不大。相比之下,我们是保守的,我们民族吃了保守的亏。我们需要创新。创新与传统往往是有矛盾的,不拆掉前面的后面的也起不来,毛泽东也说过不破不立。所以,创新主要的问题不是技法,而是思想。我们这一行,技术很重要,但是思想领导技术,技术服从于一定的创造就有意义。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思想活跃创新,就有新的技术。你不一定是思想家,但都该是一个思想者,尤其是在美术这方面。你或许是个画家、画工、画匠,但如果你是一个美盲,就没有用。


        记者:有人说,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叛逆心越强,他的创造力越强,您怎么看?


        吴冠中:从某种角度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也得看它为什么而叛逆,假如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是无用的,是假叛逆。如果一个人具备足够创造的素质,他看清了叛逆的实质,有实力而进行为了创造的叛逆,这样的叛逆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绘画的同时,也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


        吴冠中:我原来是喜欢文学的,没有想学美术,中学时代(初中)是想学文学的,那时着迷了,但不被允许学习文学,后来学了美术。我是文学失恋了,然后才找到美术。文学就成了我的私生子(大笑)。


        记者:是否可以这么说,美术是您眺望世界的前台,文学是您总结看到风景以及参与创造风景后的心路历程?


        吴冠中:可以这么说。现在想来我更愿意搞文学,文学有另外一种力量,一种美术无法具备的力量。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他都知道,各种人的姿态,如果用文学来表现,会比绘画更有办法。


        要找到自身的灵气,没有灵气就无法创造


        记者:教书多年,您对学院基础教学有何看法?


        吴冠中:招生时需要发现有才华的学生。有种说法,教学生要重基础,教技术,然后在基础上拐弯,从而进步。我觉得没有那个所谓的拐弯点。一开始的方向很重要,最开始的引导很关键。有才能学习艺术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人都不必学艺术。学习艺术,大多数人到了某个阶段水平都差不多,能否再前进,留下创造性的东西,就看他是不是思想家。很多人刚开始是学习技术,然后模仿大家与前人,长此以往没有任何自己的创造的话就是抄袭。在基础教学中,需要发现年轻人有没有灵性、个性,能否有创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灵性与个性。


        记者:对坚持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青年画家,您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因为年轻,他们肯定有前途。但是,他们躲不开苦难,他们不要躲避苦难,对待自己的人生要诚恳,要诚实,要勇于承担苦难。因此,我提出过,中国政府应该用“奖”来代替“养”,出了好东西要大奖,“养”不知能否养出杰出画家的,“养”没有把握。比方说诗人,诗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苦难,诗人自己写出了伟大的诗篇,震撼了社会,他自己才在社会上站了出来。哪个社会是养诗人的?养不了的。艺术就是如此。应该用奖项来激励青年。


        记者:您更愿意学生来学习您的绘画技巧还是学习您的思想?


        吴冠中:我得看他是一个什么材料,他走的是什么方向,他迷路在哪里,我得看他的自身特点,才能知道怎么指导他。每个学生都不一样,都不能笼统地教。我不需要他像我,哪个学生像老师的话,这个老师就失败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个我与我学生作品的联合画展,我想叫它“叛徒画展”,但在中国叫“叛徒”很危险,还是没有这么叫,而叫“师生展”。我希望每个学生都从自身找到特点,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不要迷恋老师身上很固定的东西。


        记者:您强调的灵气是否也基于此?


        吴冠中:对,有灵气才能创造,要找到自身的灵气。没有灵气就无法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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